尼尔·阿姆斯特朗说过，登陆月球展现人类接受挑战的天性，就像逆流而上是三文鱼的天性一样。

事实上，爱吃三文鱼也是人类的天性。三文鱼是百余种鱼类的统称，原生于大西洋和太平洋寒冷的北方，是沿岸许多民族的共同食物来源和崇拜物。日本北海道的原住民阿伊努人有超过二十种吃三文鱼的方法，并且还能用三文鱼的皮做鞋。古代苏格兰人奉三文鱼为智慧的象征，甚至认为吃多了可以预知未来。阿拉斯加沿岸各印第安部族也有很多关于三文鱼的传说，其中一个甚至恐吓不尊重食物的儿童将变成三文鱼，并被放逐到波涛汹涌的大海之中。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英军的主要口粮之一是三文鱼罐头，带动了北美沿岸很多渔业小镇的繁荣。现代营养学认为三文鱼肉富含蛋白质，Omega-3 fatty acids，和维生素 D，营养价值爆表，几乎浑身是宝。据说很多好莱坞女星酷爱食用三文鱼养颜。

对于三文鱼和其它冷水海鲜的爱好者来说，阿拉斯加海湾地区是一生不能错过的目的地。虽然全球各地餐桌上的三文鱼主要来自大西洋，尤其是北欧地区，但百分之九十以上都是人工养殖的。而来自太平洋地区的三文鱼虽然份额较少，但以野生捕捞为主，且种类更加丰富。 体型最大的是 King Salmon， 最小的是 Pink Salmon，能游最远的是 Chum Salmon（就是中国东北的大麻哈鱼），最受海钓者喜爱的是 Coho Salmon，最受厨师推崇的是 Sockeye Salmon。西雅图是阿拉斯加湾渔业的重要集散地，拥有许多历史悠久的海货市场。其中 Pike Market 作为星巴克咖啡店的诞生地最负盛名，这里的水产摊主为招揽顾客，边吆喝边将各种半死不活的鱼扔来抛去，其中有一多半是三文鱼家族的成员。

在白人殖民者到来之前，从西雅图到白令海峡的太平洋东北沿岸，散布着以狩猎和捕鱼为生的印第安部落。每当夏末第一条洄游三文鱼出现在溪流里的时候，族人们会举行庆祝仪式，然后准备好梭标和渔网等侯在水流喘急的岸边。因为三文鱼将在这里减速并准备腾跳上溯，非常容易中招。阿拉斯加棕熊也很精于此道，它们干脆站在瀑布的上方，等待着跃起的三文鱼直接进入口中。除了直接烹调食用，印第安人会把更多的捕获就地切片，晾晒，烟熏成干鱼储藏起来，准备越冬。然而原住民的食谱有时并不那么简单，比如特里吉特族会把三文鱼子与浆果一起放到海豹的胃里，通过自然发酵而成为一道甜品。

后来的欧洲移民虽然没有继承印第安人的重口味，却把他们的捕鱼技术发扬光大。哥伦比亚河的 Celilo Falls 是三文鱼洄游的必经之路，这里的连续跌瀑，狭窄水道和突出水面的礁石提供了最理想的天然渔场。白人模仿印第安人修建伸出岸边的木质平台，等待激流勇进的三文鱼自投落网。十九世纪末，瀑布两侧的渔业和贸易达到高峰，甚至被称作“西部的华尔街”。但过度捕捞让三文鱼数量骤减，不过真正的灭顶之灾来自另一种工程奇迹。

从一九三十年代开始，为了适应美国西北部地区的城市和工业发展，哥伦比亚河流域掀起水电站建设的热潮，出现大大小小两百多座水坝。钢筋混凝土筑起的大堤彻底阻断了鱼群洄游的路线，形成无法跨越的“龙门”，演化成生态灾难。野生三文鱼从很多河流里绝迹，太平洋的渔业收成也逐年锐减，破坏了整个地区原住民，新移民和其他食鱼动物的生存基础。经过漫长的争论和诉讼，沿线水库或遭拆除，或被要求弥补措施。其中一个办法是建造称为“鱼梯”（fish ladder）的生态水道。鱼梯是由连续的台阶状水池组成，将水库形成的高差和冲力化解，既让成年三文鱼可以逐级而上，也使初生的小鱼可以顺流而下。这种模拟自然的努力结合了工程学，水力学和生物学的智慧，有时看起来像埃舍尔的矛盾空间，是一种值得申遗的人造景观。建造鱼梯的材料五花八门，效果也参差不齐，还时常伴有参观项目，甚至创造了一种站在水坝上方清点“鱼流量”的专业岗位。

最具有观赏价值的“鱼梯”在奇滕登水闸（Chittenden Locks），位于西雅图北郊的巴拉德（Ballard）地区。人们可以从鱼梯水道的侧下方，像在水族馆里一样，透过玻璃观看三文鱼的洄游“表演”。水闸的不远处是林立的渔船桅杆。今天关于西雅图的导游手册如果不介绍巴拉德区，就不能算真正的导游手册。这里拥有本地人骄傲的历史街区，近年精致餐饮盛兴，不提前预约想要吃上一顿饭基本靠运气。

较之许多其他城市里号称“渔人码头”（Fisherman’s Wharf）的旅游开发区，巴拉德区是依然活跃的渔港，餐厅会根据当日捕捞随时调整菜单。要想体会西雅图“boat to table”的美食风情，吃货们不应错过 “ Walrus and the Carpenter ”。这家餐厅隐藏在经过改造的港区厂房里，以物美价廉的各式生蚝料理著称，是现在美国各类饮食榜单的热门。

巴拉德区号称美国的北欧移民“首都”。即使以美国历史的长度而言，西雅图也是一个相当年轻的城市。最早的白人定居者出现在一八五三年，而直到南北战争后才真正成为一个市镇。很快，来自挪威，瑞典，芬兰，丹麦和冰岛的移民占据了城中差不多三分之一的外来人口。这里凉爽湿润的气候，深长的峡湾，甚至水里活蹦乱跳的三文鱼群，都让维京人的后代倍感亲切。今天的北欧五国是福利社会的典范，她们的首都（如奥斯陆，斯德哥尔摩，哥本哈根和赫尔辛基）常年名列世界宜居城市评比的前茅。连冰岛这样的荒凉国家都变成文艺青年们向往的乐园。然而在一百年前，这些国家是欧洲最失败，最绝望的地区。十九世纪下半叶，成百万无所事事的北欧农民，追随着德国人和爱尔兰人的脚步，狂奔在美国中西部的无尽田野上，争抢无人认领的土地，建立了一个个名字拗口的市镇。随他们而来的，不仅有外冷闷 骚的北欧文化，还有大西洋的三文鱼籽，但它们大部分都因不服水土而灭绝。

除了从事渔业，伐木业也是吸引外来人口的主要产业。西雅图是一个被大自然眷顾的城市。她俯瞰风平浪静的普吉特海湾（Puget Sound），远望壮丽的奥利匹克雪山（Olympic Mountains），背后是蔚蓝的华盛顿湖（Lake Washinton）和常年绿色的喀斯喀特山脉（Cascade Range）。整个地区气候湿润，活跃的火山提供了肥沃的土壤，盛产粗壮高大的云杉和雪松，是物美价廉的建筑材料。早期西雅图市民曾目睹成批被砍伐的木材，簇拥着像倾覆的巨轮一样沿河流漂来，汇集到巴拉德区附近的三文鱼湾（Salmon Bay），再从这里沿着铁路被运往南方的加利福尼亚，去建造因淘金热而蓬勃发展的城市。过渡砍伐进一步破坏了三文鱼栖息地的生态环境，直到后来造船业的兴起，还有环境保护意识的诞生，才逐渐被遏制。

像新大陆西海岸的其它主要城市一样，西雅图最早的移民之中也包括大量华人。他们从事着包括筑路，开矿到采摘啤酒花的各种苦力工作，占据了本已不多的工作岗位。这激起了失业白人的愤怒情绪，随意击杀华人的事件频发。最严重的一次，西雅图全城戒严，城中唐人街遭到洗劫，华人劳工被集体赶到码头等待遣送，但最后因为没有船愿意搭载，而躲过一劫。一百多年后，数以万计的华人孕妇，像电影《北京遇见西雅图》里的文佳佳一样，穿过依然戒心重重的海关，在美国各地风景如画的郊区产下后代，然后携同新生儿回到“祖国”继续生长。若干年后，他们中的一部分人也会像洄游的三文鱼一样，再次跨越风云难测的太平洋，去寻觅自己的陌生故乡。